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科技領軍人才是大國博弈的關鍵制勝要素。當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顛覆性創新持續推進，正在形成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同時，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日趨復雜，各經濟體都從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贏得戰略競爭的高度，調整人才培養體制及相關制度。
在我國，黨的二十大在戰略層面統籌部署，推進教育科技人才協同發展、促進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提升。明確科技領軍人才培養的底層邏輯，是保障戰略順利實施的基礎和前提。科技創新與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對教育及人才培養提出什么樣的要求、教育體系如何回應這些要求，以及怎樣實現寓人才培養于創新與教育的協同過程等，構成了科技領軍人才培養底層邏輯的基本內容。底層邏輯體現了規律性和一般性特征，但對其認識又不能忽略具體時空條件。為此，本文基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研究科技領軍人才的基本特征及其培養的底層邏輯，分析我國科技領軍人才培養面臨的問題，并提出共享空間自主培養科技領軍人才的策略建議。
科技領軍人才的基本特征
研究生教育是最體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理念的教育階段，是科技領軍人才培養的主要途徑之一。盡管人才的養成并不能局限在某個特定教育階段，也不能只倚賴某些特定學科，但本文為明確研究邊界，將科技領軍人才培養重點聚焦在經過高等教育的理工科研究生或具有同等學力的科技創新人才培養范疇。
科技創新人才覆蓋范圍廣，對創新支持呈現普遍化趨勢
科技創新人才是科技領軍人才的“蓄水池”——足夠規模和密度的科技創新人才，為在創新實踐中培養高質量的科技領軍人才奠定了基礎。目前，各國政策研究和制定者對科技創新人才沒有統一定義，創新發達經濟體多采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勞動力指標對科技創新人才儲備及培養情況做統計和分析。以美國為典型，其STEM勞動力覆蓋人群廣泛，包括了科學與工程職業、科學與工程相關職業和STEM熟練技術勞動力。其中，“STEM熟練技術勞動力”是自2016年起被納入“美國科學與工程指標”統計范圍，指具有技術領域高水平知識但不具有學士學位的職業類型。據統計，2021年美國從事STEM職業的勞動力共3 680萬人，占美國勞動力總數的24%，STEM勞動力中52%沒有學士學位。
與此同時，接受過STEM教育的人在全社會就業中的分布日益普遍化，科技創新人才的覆蓋范圍不斷擴大。正如經濟學家舒爾茨、貝克爾等將20世紀尤其是70年代中期以前的美國稱為“人力資本世紀”，就是因為其時技術進步催生了大量對于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美國的教育體系對此及時響應，提供了大量滿足科技創新需求的高技能勞動力；相應地，技術進步帶來勞動生產率提高，美國民眾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明顯下降，也恰是在這近100年的時間里，美國以其卓越的教育為基礎領跑了全世界的科技創新。當前，隨著新一輪新興技術、顛覆性技術進入快速擴散周期，科技創新人才對創新的基礎性功能不斷凸顯，成為科技創新的關鍵支撐力量。
科技領軍人才的基本特征
縱觀人類創新發展的歷史，在科技創新人才隊伍中，那些最富于前瞻洞察能力、科技創新能力和企業家精神的人，是對創新發展起到引領和關鍵支撐作用的科技領軍人才。科技創新在不同時代、不同的技術經濟范式和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具體內容和特征，這決定了國家培養科技領軍人才的主要目標及側重點各有不同。當前，在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不斷深入的背景下，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深度融合，科技創新活動更強調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產業發展的一體化布局，科技創新不僅重產出學術成果，更強調科技成果轉化和實際應用，進而實現其經濟和社會價值。目前，我國正面臨嚴峻的國際國內發展形勢，國家的科技創新也正在經歷從“跟隨”到“自主”“引領”、從“科技大國”到“科技強國”的歷史方位之變，在這樣的背景下，科技領軍人才應尤其強調以下3個方面基本特征。
對創新前沿和產業需求有敏銳的認知，善于發現問題和定義問題。科技領軍人才要能從科學研究前沿、國家戰略需求和產業發展需要攻克的關鍵核心技術入手，發現、研判和定義科技創新的問題，而不是被動跟隨“國際頂刊”“學界熱點”的選題，僅去解決已經由別人定義好的科研問題。
諳熟科技創新的邏輯及規律，能通盤謀劃科學研究、技術發明、工程實現和產業發展。組織開展具有明確戰略目標導向的創新活動，要求領軍人才需從整體的視角理解和設計科技創新活動，而不只是局限在解決其中某一個具體片段問題，或者追求單項技術指標最優上，應具備貫通創新鏈和產業鏈的思維能力。
德才兼具，系統理解和把控科技創新的影響力，最大程度實現創新的經濟社會價值。科技領軍人才要能從人類文明和社會系統發展的視角，看到科技創新活動的外部價值和影響力，在追求實現最新、最先進科技創新成果的同時，更不可忽視其中可能涉及的法律、倫理等相關問題；要具有將創新放在社會運行的系統價值當中的意識和視野，同時兼具包容性和可持續性。
科技領軍人才必須具備的這些基本特征，是人才對創新發展發揮戰略性、基礎性作用，支撐高質量發展和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自主培養科技領軍人才，就要從人才的基本特征出發，審視我國當前理工科研究生培養的目標、主體及評價標準等具體問題，并立足我國創新發展的全局，針對性地調整和解決。
基于創新的系統觀構建科技領軍人才培養的底層邏輯
以國家戰略需求為牽引培養科技領軍人才，重點在于培養和積累人才的創新能力，通過人才創新能力構建和持續積累國家技術能力（national technical capacities），這是國家真正實現自主創新的根基所在。人才創新能力的養成離不開科技創新的實踐，在高水平科技創新實踐中培養高層次科技創新人才，這是培養科技領軍人才必須遵循的規律。受教育者在創新實踐和實際場景中獲得的“增量”，就是人才的創新能力，也是科技領軍人才能夠對創新發展起到引領和關鍵支撐作用的核心要素。
提升國家技術能力是領軍人才培養的根本目標
技術能力是一個組織（包括國家和企業）能夠有效使用科技知識，并創造和抓住技術變革機會的能力。在技術不斷變化的條件下，將這些能力轉化為產品和工藝創新，組織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國家投資教育、培養人才，本質上是為了持續積累和提升國家技術能力，為國家打造尚未具備的先進生產要素和生產能力，所謂“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未來”。內生的技術能力是國家真正實現自主創新的根基，它是無法買來的，只能也必須在科技創新的實踐中獲得和積累。培養技術能力需要體系化、連貫性的政策設計，通過公共政策支持教育和人才培養，在整個政策體系中具有格外重要的作用。
技術能力的獲得和積累不僅需要來自學校教育的符碼化知識，更需要來自創新實踐的緘默知識。因此，在實踐中培養創新人才，是通過“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過程獲得緘默知識，并在符碼化知識與緘默知識之間、科學研究與工程實現之間建立起轉換能力。20世紀60年代，日本在通過“反求工程”實現技術追趕的過程中，通過大企業發揮“把工廠當作實驗室”的角色培養人才，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當時，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的大企業通過對產業工人的完整培訓，使受訓者通曉了技術變革過程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于是，日本的工人也能夠和企業管理者、工程師一樣，以一種整體性思維考慮技術問題、規劃創新流程。這種系統觀念對創新來說至關重要，成為日本后來在各產業競爭中取得優勢的一個重要來源。日本企業在人才培養中的導向和具體舉措，展現了在創新的場景和實踐中培養領軍人才的作用和意義。
前瞻性地建構“國家技術能力”，在通過創新實踐培養人才和通過人才實現國家創新戰略之間，建立起一個微觀的解釋機制。在不同技術經濟范式下，國家技術能力培養的重點不同，從而形成了不同的大學與企業和產業界關系。在現代工業技術主要是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science-based technologies）背景下，技術能力的獲得和持續積累不僅需要大學，更需要企業的合作與支持。
大學與企業互補協同是領軍人才培養的應有途徑
工業革命之后，典型經濟體通過它們的創新實踐勾勒出一條大學和企業及產業間關系演化的脈絡。
19世紀初，面對已經完成工業革命與政治革命而實現快速轉型的英國和法國，德國是明顯的“后發國家”。19世紀30年代，受李斯特“必須在制造領域推廣科學和技術”觀點的引導，普魯士政府依托從英國引進的機床成立了技術培訓學院，培訓化學和電氣設備行業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此舉為后來德國工業化和實現趕超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礎。
19世紀末至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創新的主要來源從此前的個人發明家轉移到企業實驗室，大企業研發迎來“黃金時代”。二戰后，在美國大學成為政府研究的主導者，與產業界的具體需求拉開了距離。與此同時，來自大學的頂級科學家及大學培養的人力資源，為企業研發提供關鍵支撐，助力大企業實驗室繼續成為科技進步的重要來源。
20世紀80年代之后，快速增長的信息與通信技術（ICT）和生物醫藥引領新一輪產業革命，創新的中心又逐漸轉向從事基礎研究的大學和旨在利用大學研究成果實現創新價值的初創企業。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大學以其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雙重職能，成為國家促進教育與科技創新協同的一個重要樞紐，和國家創新系統的一項戰略性因素。
當前，科技革命日新月異，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方興未艾，相對于大學，大企業實驗室在獲得巨額研發資金資助、面向即時的科學問題、大算力和大數據的規模化支持、跨學科研發隊伍等方面，展示出更高的創新效率。這些新的趨勢又在引發或“倒逼”高等教育的范式變革，促使看待高等教育的視角移向更廣闊、更豐富的社會場景。大學作為學科建構者的職能角色，以及大學作為創新系統中關鍵主體的功能內涵，都應當被放置在與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的關系建構中重新定位，應在實現整個社會創新發展的價值導向下，來思考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
創新的系統觀是科技領軍人才培養的必然遵循
立足技術經濟范式和國家戰略導向，強調多主體協同培養科技領軍人才，這是科技領軍人才培養系統觀的具體表現。
這種系統觀首先體現在對科技創新活動，從前沿研究到成果轉化及產業化的通盤謀劃上，能夠將科學研究的成果轉移到市場關系當中來，以實現創新的經濟和社會價值。科技領軍人才不僅需要從事科學研究活動的能力，更需要發現問題與需求，將科技創新活動從知識導向轉變為問題導向的能力。同時，科技領軍人才還要具備產品和商業思維，明了產品參與市場競爭的細分領域小樹屋、目標客戶、可獲得的資本支持等，將科學研究的思維轉向市場的思維。因此，科技領軍人才的培養是一個集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金融家共同努力的復雜工程，涉及多個培養體系，而遠非學校和學科教育單獨可以實現。
同時，人才培養的系統觀還體現在應將作為人才培養主導力量的高等教育系統，放進整個國家創新系統的運行當中來看待。國家創新系統本質上是一個復雜適應性系統，它的發展演化受本國歷史發展路徑、自身資源稟賦和發展目標的深刻塑造，系統中的各要素都遵循這一結構邏輯。高等教育系統作為國家創新系統的構成要素，也應遵循創新系統整體的邏輯和價值指向而不能孤立發展。例如，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進行的院校調整，就是為新中國攻克重大核心技術提供專門的工程技術人才。因此，明確國家創新發展戰略并形成共識是提高國家創新系統效能的前提，應以國家優先發展的重點方向/領域/事項為導向，布局科技和教育體系，針對性地開展人才培養。
總結起來，系統觀視角下的科技領軍人才培養底層邏輯，應在遵從實踐育人這一基本規律和立德樹人這個根本任務的前提下，強調國家戰略共識的重要性。當國家針對技術和產業創新演化的趨勢，以及國際、國內發展形勢，做出發展戰略調整時，相應的人才培養策略亦需動態革新。這是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科教興國戰略”以來，黨的二十大進一步提出三大戰略統籌部署的根本原因。應根據國家所處發展階段和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條件，有針對性地設計人才培養體系，包括培養目標、內容、主體、模式等。立足創新演化和系統運行的實際條件，以體制機制改革作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和領軍人才培養的基礎，構建產學研多元創新主體的協同育人政策框架。
我國科技領軍人才培養面臨的結構性問題
我國時租會議科技領軍人才培養近年來持續引發各界熱議。一方面，從數量來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出以來，我國科技創新人員隊伍在總量、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全時當量（圖1）和理工科研究生培養規模上都迅速擴大，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持續縮小，這為培養科技領軍人才奠定了數量基礎；但同時必須正視，相較于科技強國要求，我國仍存在明顯的科技創新人才不足問題。例如，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1年我國全部R&D人員中，R&D研究人員占比僅為42.1%；同時期，法國這一比例為67.9%，日本為74.8%，韓國為81.6%。并且，我國萬名就業人員中的R&D人員和R&D研究人員數也明顯低于創新發達國家（圖2）。
在人才質量上，關于頂尖人才稀缺的“錢學森之問”屢被提及，有關政策文件和相關舉措持續出臺，但發揮的實際作用差強人意。我國現有科技人才隊伍尚未完全發揮對創新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要素作用，存在科技創新人才不適應高質量發展需求的教學結構性偏差。
人才培養的導向和目標滯后于科技創新趨勢
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戰略導向下，應以提升國家創新能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為科技領軍人才培養的目標，進而明確科技領軍人才的培養主體、培養方式和培養質量的衡量標準等一系列問題。然而，目前我國在研究生培養中，普遍存在著科研以發論文為導向、跟隨國外期刊定選題的研究盛行、研究成果無實用價值、教育與實際創新場景嚴重脫節等問題。如果科技領軍人才培養不面向真正的創新需求，那么具體實踐中的諸如學科設置、課程開設、科研選題、學術評價等操作性問題仍會按其慣性運行并有可能相互加強，長期“鎖定”在舊范式的邏輯下。
例如，在學習內容的設計上，為什么學、學什么，這是對未來領軍人才培養提出的首要問題。隨著大量知識與信息的收集和編輯工作都可以由人工智能或機器完成，創新活動越來越需要打破學科邊界，并呈現出科學、技術與工程的深度融合。作為人才紅利釋放階段的研究生教育，在獲得新知識的內容、方式和渠道上也必須相應變化，應跨越傳統的學科管理體制，建立起新的培養模式。
又如，我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在學位類別、授權點、招生規模等方面快速增長，在規模上實現了“與學術型人才培養并重的局面”。但長期以來，專業學位研究生與學術學位研究生，在培養路徑、課程設置、考核方式上存在高度趨同現象。盡管教育管理部門出臺了要求二者分類發展的文件，但由于受到爭取各種資源和學科排名的驅動，以學術學位為主導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依然是我國兩種類型研究生教育的共同范式。人們尚未擺脫工業化時代“工程技術人才”就是“實用型人才”的固有思維，也還沒有真正建立起有關當前科技創新中科學、技術、產業和工程之間關系的認知框架。
人才培養的主體單一，尚未形成多主體協同育人機制
我國以高等院校為主導的人才培養格局，難以及時響應作為科技創新主體的企業對創新人才的需求，也難以有效適配“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對人才的需求。近年來，研究生培養出現的“屈從論文、難下工廠”的“工科理科化”現象，引起教育界和產業界人士的強烈擔憂。因此，亟待建立起滿足創新活動需求的、制度化的多主體協同培養科技領軍人才模式。
從育人主體的角度看，高校教師普遍缺乏深度參與企業研發活動的能力與積極性，難以實質上建立與企業共同培養學生的合作關系。教育、科研和產業研發主體在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方面的對話和融合機制，亟待從宏觀制度層面予以建立和完善。
從用人主體角度看，當前我國企業面臨嚴重的創新人才匱乏，這已成為布局和開展科技創新，特別是基礎研究的關鍵掣肘因素。企業參與人才培養，目前還存在明顯的制度壁壘，缺乏身份的合法性；在很多形式各異的聯合辦學或者“產教融合”的實踐中，企業通常只發揮提供短期實習場所的功能。同時，由于企業沒有對被培訓學生的約束手段，有些行業受過企業培訓的學生，畢業后幾乎全部選擇去薪酬更高的上游企業，這嚴重打擊了提供培訓企業的積極性。
從國家支持科技創新的角度，鼓勵企業在研發活動中培養人才是產業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將凝結在勞動力身上的技術能力，通過人才流動和知識溢出整體提升產業創新水平。以往，我國在科九宮格技和產業雙線追趕的發展歷程中，形成并固化了以大學為主導進行科學研究和以企業為主導開展技術開發的隔離局面，這是造成企業在科技領軍人才培養中明顯參與不足的直接原因。同時，校、企互不“通約”的人才互聘機制、考核評價體系，亦是造成產教融合不暢的重要因素。
高教資源布局集中且定位同質化，無法滿足多樣化人才需求
高等教育支撐創新發展，要求在空間布局上體現“差序格局”，以更好地實現大學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回報，通過發揮大學在知識生產、創新資源集聚等方面的作用，提升區域創新水平。但我國的高端科教資源具有在少數地域集中的特點，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科技創新多點暴發的需求。區域內擁有博士培養點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空間分配情況。據統計，2021年我國擁有博士學位授權的高校近400所，其中省會城市和4個直轄市共擁有博士點授權高校308所，占全部總數的77.39%；而地區生產總值（GDP）已經超萬億元的佛山、東莞兩市，至今沒有1所高校擁有博士點。近年來，在一些創新和經濟發達地區，出現了地方政府、科技部門、傳統研究型高校及社會力量等多主體合作辦學的發展生態，區域性的高等教育體系開始浮現，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原來相對集中的高等教育格局的補充和增益，這些地方性探索亟待通過時租會議制度化獲得合法性。
同時，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內部構成高度趨同，“雙一流”“研究型”成為高校普遍追求的目標。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在布局上應體現出“連貫異質性”特征，即在一致性的目標下建構多形態并存，且功能互補的層級體系——等級“低”的大學以發展大眾化的本科教育為辦學重點，而頂級大學的核心使命在于卓越的學術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中間等級的大學致力于實用教育和應用導向的研究工作。科技領軍人才本身具有多層次、多技能的特征，其培養也應有不同的標準、不同的通道；在對高校考核和資源分配時，不應僅以盲目追求人才培養的“高端”和“精英”作為指揮棒。
從底層邏輯看我國培養未來科技領軍人才的策略
教育伴隨著大眾歷史生活的形態變化而變化，教育的具體形式和所培養的人才，應根據社會的需要來塑造。隨著科技創新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為切實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的有機結合，形成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倍增效應，更需將教育問題嵌入到創新生態系統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當中，思考其發展策略。
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系統設計科技領軍人才培養制度框架
當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全面改變人類既有的科技創新以及教育范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未來大國博弈的底層架構。同時，我國正處于從效率和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轉型期，國際競爭態勢和國內經濟發展環境也對進一步深化改革、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黨中央提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這為我國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在創新中培養未來科技領軍人才提供了根本遵循。
頂層設計科技領軍人才培養的制度框架。依據國家創新發展戰略，系統布局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目標任務，明確科技領軍人才培養的內涵、目標、主體和培養模式等，統籌發展規劃、政策措施、項目平臺，以及管理和評價機制等，為科技領軍人才培養設計“路線圖”。
改革完善科技領軍人才培養必需的體制機制。健全實現教育科技人才統籌發展的制度基礎，基于創新生態系統的視角，對一體推進中的各類創新主體職能做出差異化定位，準確定位政府在一體化發展中的角色和基礎作用；清晰界定不同層級政府和同一級政府不同部門，在統籌推進中的權力與責任關系。
以國家戰略性科技計劃、重點科學項目和重大科學裝置等為依托，協同布局領軍人才培養和戰略任務實施。通過創新任務培養人才發現問題、定義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人才系統理解、設計和把控創新過程的能力，以及在跨界創新中的合作能力。
加快創新系統轉型，優化科技領軍人才培養的制度環境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驅動力的根本轉變，國家的創新系統也進入結構轉型期。對原來適用于工業社會的創新系統結構和動力學，應做出符合當前及未來發展需求的調整與重塑；特別是在人才培養上，要盡快建立起符合創新引領范式的人才培養制度。
加快建設包括研究型大學、科研機構、科技領軍企業等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協同培養科技領軍人才的育人機制。制定鼓勵企業參與辦學和以多種方式培養創新人才的政策框架，推進以大企業為核心的企業人才培養制度，發揮企業作為有組織的產業創新載體的優勢作用，將國家高等教育體系和職業教育體系的課程、教學人員和經費等要素融合，建設高質量的技能形成體系。
進一步支持企業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塑造企業深度參與人才培養的前提條件，暢通和保障企業實質參與國家和區域戰略性科技任務的渠道，完善以激勵相容為原則的產學研合作開展政府科技計劃（項目）的申請、組織實施和評審機制；針對關鍵技術領域，建立市場出題、大學和企業共同答題的人才培養路徑；通過設立企業育人專項招生計劃、稅收優惠以及后補助等方式，鼓勵企業參與人才聯合培養。
推動高等教育改革，夯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人才基礎
改革學科設置管理方式，健全人才培養學科領域與科技創新前沿的快速響應機制。允許辦學主體自主前瞻規劃、超常布局當前和未來科技創新急需的學科專業，培養國家戰略人才和緊缺人才。
鼓勵探索本博貫通式長周期人才培養新模式。進一步支持本科生進入校內外各類實驗室開展科研實踐訓練計劃，給本科生普遍提供早接觸前沿科技實際問題機會；鼓勵有條件的高校與科研院所、企業聯合，深入實施人才早發現、早培養、早使用的長周期培養機制。
加快建立企業和其他社會力量協同培養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制度。建議參照我國企業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管理辦法，制定在企業建設研究生培養基地的指導性文件；在符合條件的企業，試行需求導向的專業學位研究生名額分配機制，部分增量招生指標直達企業，由企業自主選擇合作高校，共同完成招生、培養和學位授予工作。
（作者：呂佳齡、趙超、吳仲琦，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王穎，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 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郭正堂，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