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東部率先發展、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基礎上，相繼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區域發展戰略，為實現區域協調發展進行了頂層設計，提供了戰略支撐。黃河貫穿我國東、中、西部9個省級行政區，不僅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也是我國重要的經濟帶。2022年底，黃河流域省級行政區（除四川外）共有人口3.37億，占全國的23.86%；地區生產總值25.02萬億元，占全國的20.68%；糧食產量24.25億噸，占全國的35.33%。在國家層面對黃河流域發展進行戰略謀劃，不僅可加快推進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也可有效推動西部大開發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2019年和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在鄭州、濟南召開座談會，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黨的二十大報告把“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作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內容。202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力度”“提升科技創新支撐能力”等重大舉措。2022年10月，科學技術部印發《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實施方案》，更加明確以基礎研究、技術突破、科創走廊建設等推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重大戰略實施。
但是，黃河流域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差、產業發展“倚能倚重”特征明顯、民生保障能力不足，制約了黃河流域創新驅動發展轉型。因此，黃河流域必須大力提升科技創新支撐能力，推動形成以創新引領的生態保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新格局，為黃河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提供戰略支撐。基于此，本文從生態保護、產業發展、社會發展3個方面系統分析黃河流域創新發展現狀與需求，提出黃河九宮格流域實現創新發展的總體思路，并從加強生態領域科技創新合作、推動科技賦能產業體系轉型升級、推進科技賦能社會服務提質增效、強化重點區域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統籌推進全流域科技體制改革5個方面提出對策建議，為黃河流域創新發展轉型提供政策參考。
黃河流域創新發展現狀與挑戰
生態保護優先制約創新發展的空間和積極性
黃河流域生態系統脆弱。黃河流域是連接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和華北平原的生態廊道，擁有三江源、祁連山等多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但是黃河流域生態本底脆弱，上游的高原冰川、草原草甸，中游的黃土高原，下游的黃河三角洲等，都極易發生退化，恢復難度極大且過程緩慢。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私密空間生態環境的承載力難以滿足工業規模急速擴張的需求，黃河流域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生態保護優先增加科技創新成本和風險。生態保護優先是黃河流域發展遵循的第一要義，但黃河流域生態問題頻發導致各省級行政區的發展必須以環境保護與生態恢復為前提。數據顯示，黃河流域以占全國2%的水資源量，承擔舞蹈教室著全國15%的耕地面積和12%人口的供水任務，水資源供需矛盾突出。同時，黃河流域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使得用水需求不斷增加。因此，為避免對脆弱的生態環境造成污染與破壞，黃河流域更傾向于選擇綠色技術，以適應生態保護政策的需求和限制。但是，綠色科技創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較高投資風險和較低收益回報的特征，創新主體科技創新的成本和風險隨之增加。同時，當生態保護政策發生變化時，創新主體需要不斷調整和適應新的政策，政策不確定性進一步阻礙了有限資源下創新主體的創新空間與選擇。
生態補償不足降低企業創新的主動性。現有生態補償機制主要集中在省級行政區之間的“橫向補償”，向創新主體的“縱向滲透”不足。中央層面，財政部聯合生態環境部等多部委印發《支持引導黃河全流域建立橫向生態補償機制試點實施方案》，省級層面也不斷探索生態補償機制。2021年，山東省與河南省簽訂《黃河流域（豫魯段）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協議》。但現有生態補償機制尚未建立將企業作為補償客體的有效補償政策體系，不足以對企業通過科技創新進行綠色轉型進行激勵，降低了企業從事科技創新的經濟收益，進而降低企業開展科技創新活動的主動性。
產業整體發展能級低制約創新發展能力
黃河流域產業“倚能倚重”明顯。黃河流域也是“能源流域”，產業主要集中在煤炭開采、石油化工、有色金屬冶煉等資源型和能源型產業。2022年，沿黃9個省級行政區第二產業對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42.55%，其中內蒙古、山西、陜西分別為62.3%、54.0%、48.6%，“倚能倚重”的產業結構導致黃河流域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特征明顯；國內生產總值（GDP）占全國25.48%，但二氧化硫排放量卻占全國的36.87%，顆粒物排放量占全國的42.8%，產業資源依賴、結構不合理和創新基礎薄弱等特征極大制約了產業創新發展能力。
產業資源依賴制約創新發展能力。由于資源稟賦相近，黃河流域傳統產業主要集中在能源產業與重化工等資源密集型產業，其中煤化工企業占全國80%以上，同時這些產業也是資本、技術、人才密集型產業，產業在發展過程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導致其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產生路徑依賴，轉型速度較為緩慢，制約其創新轉型的速度。
產業結構不合理制約創新發展能力。黃河流域9個省級行政區第一產業比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尤其是農牧產業優勢突出；第三產業占比最低，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第二產業占主導地位，但初級水平加工業、能源采礦業占比較大。這種產業結構表明黃河流域傳統資源密集型產業比重較高、高技術產業發展不足、產業附加值低，導致產業發展依賴于效率改進而非技術進步，制約其創新發展能力。
產業的創新基礎薄弱制約創新發展能力。黃河流域缺乏開展產業關鍵共性技術攻關的重大產業創新平臺，產業成果轉化能力在全國處于落后水平，2021年，青海、寧夏的技術合同成交額分別為14.10億元、25.16億元，僅占全國技術成交額的0.03%、0.06%。較為薄弱的產業創新基礎，難以為技術創新提供創新環境，制約產業創新發展。
社會發展滯后制約創新資源吸引和集聚
民生保障能力不足是制約黃河流域創新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基礎教育、醫療衛生和綜合交通等領域。
教育資源不足難以吸引和留住創新人才。黃河流域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發展不均衡，存在由東向西斷崖式減少的特征。一方面，優質基礎教育資源的匱乏導致流域內難以培養出高質量創新人才隊伍；另一方面，教育資源難以滿足高水平科技人才進行科研活動的“硬件”支持，導致科研合作和交流受限，致使在若干重點領域難以產出有影響力的科技成果，甚至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
醫療資源不足導致留才困難。醫療資源不足導致生活質量下降，創新人才不愿意定居。我國醫院數量呈“東南到西北遞減”的分布特征。截至2022年，黃河上游的內蒙古、甘肅、寧夏、青海4個省級行政區醫院數量占全國比重僅5.24%，寧夏、青海居末。從生物醫療上市企業分布來看，青海、寧夏沒有上市的醫藥企業，內蒙古僅有4家，甘肅僅有2家。
黃河流域綜合交通發展不平衡限制創新資源流動。地理臨近是發揮創新溢出效應的重要渠道。城市之間一般通過高速公路或軌道交通形成半小時或1小時交通圈會推動跨區域科技合作和產業分工。但是，黃河流域缺乏像長江流域那樣的“黃金水道”和遠洋運小班教學輸港口，因此城市群建設、產業集聚和經濟與科技合作并非以水資源和航運條件為基礎。受到自然環境、地質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黃河流域路網密度和規模、內部及跨區域交通銜接不足，直通型和大容量運輸通道欠缺，難以形成交通網絡。此外，黃河流域不同交通運輸方式之間存在銜接不暢、接駁便利度低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創新人才和資源的流動。
黃河流域實現創新發展的需求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創新發展需求分析
黃河流域生態環境總體脆弱，需要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全面加強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
生態保護治理需要創新發展。數字化、智能化是黃河流域加強生態保護治理的重要手段。黃河流域生態保護是涉及氣象、水文、地質、土壤、生物多樣性及經濟社會發展等的復雜系統問題，需要形成事前預警、事中監督、事后跟蹤的一體化感知系統，推進黃河流域的大保護和大治理。因此，需完善黃河流域野外觀測站體系，研發面向黃河流域的生態保護領域計算模型算法和核心技術講座，加強對海量數據的搜集、共享和處理能力，實現對監測數據的綜合分析，加強流域生態感知能力，提升生態監測、流域運行管理的數字化和智能化。
綠色生產需要創新發展。通過技術研發、工藝改進、清潔能源和原料替換、采用先進工業技術與設備等措施可以促進工業企業減少或避免生產過程中污染物產生和排放，實現清潔生產。構建支持綠色生產的創新平臺，完善清潔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在黃河流域9個省級行政區的區域科技創新中心、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開展綠色生產試點示范，通過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大力培育綠色工廠、綠色園區、綠色企業，推動黃河流域綠色低碳轉型。
水資源動態監測需要創新發展。數字化技術的深入應用可以實現黃河流域上、中、下游水源管理變革。通過運用遙感技術、物聯網、地理信息系統（GIS）、水文監測傳感器等多種技術手段，收集黃河上中下游流域的各類數據信息，通過綜合分析和預測，實現對黃河流域的水資源調度、水質監測、水文預測等工作的自動化和智能化。同時，也可以為黃河生態建設與水利工程協調發展、有效防范化解洪旱災害風險提供科技支撐。
黃河流域產業創新發展需求分析
受生態保護優先和資源稟賦的限制，黃河流域產業發展需要在綠色發展的前提下，以科技創新為引領培育新質生產力。
傳統產業綠色低碳轉型需要創新發展。傳統產業的產品結構、用能結構和原料結構的優化調整，以及工藝流程的再造均需要綠色成效顯著的關鍵共性技術。黃河流域煤化工、焦化、有色金屬冶煉、鋼鐵等高能耗、資源型的傳統產業較為集中，需要構建綠色低碳技術創新體系，通過生態化、綠色化、循環化、低碳化等一攬子技術支持，賦能傳統依能、依重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發展動力轉換，實現傳統產業綠色低碳技術改造升級和產業綠色化轉型。
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布局未來產業需要創新發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需要在“雙碳”目標和能源轉型目標下發展新興產業，新興產業能源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少、附加值高，符合黃河流域生態保護需求。黃河流域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布局未來產業，需要黃河上、中、下游各省級行政區依據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構建產業創新發展的技術體系，加強前沿技術多路徑探索、交叉融合和顛覆性技術供給，加快新興技術研發和轉化，培育黃河流域高成長性和戰略性的先導產業。
優化“三大產業構成”需要創新發展。黃河流域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要以現代農業為基礎、先進制造業為主干、現代服務業為主體，以科技創新賦能優化“三大產業構成”。黃河流域“三大”產業發展需要借助科技創新對其進行產業特征畫像繪制、產業路徑選擇，需要借助科技創新平臺進行“三大”產業的科技成果轉化，需要強化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加強科技創新對現代農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支撐和引領作用。
黃河流域社會創新發展需求分析
民生發展不足制約黃河流域創新發展轉型，因此需要以科技創新賦能黃河流域社會服務體系現代化，提升沿黃地區教育、醫療、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
教育資源均衡需要創新發展。由于地理和經濟條件限制，黃河流域尤其是中上游地區的基本公共教育體系發展不充分、職業教育體系不健全、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數量較少，黃河流域上、中、下游之間存在明顯的教育資源差距，教育不均衡明顯。因此，需要堅持以創新發展促均衡，進一步完善教育經費在省域縣域的改革創新、教師資源配置調動上的制度創新、運用信息化手段促進教育資源共建共享的技術創新，促進教育資源在黃河上下游均衡發展。
醫療水平提升需要創新發展。黃河流域中上游醫生數量與醫院設九宮格施等醫療資源匱乏、高端醫療服務體系供給不足，導致群眾就醫困難，尤其無法滿足高水平的醫療需求。因此，需要大力培養與引進高水平醫療人才，鼓勵醫院等機構積極引進先進的醫療設備，加快醫療設備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提升科技支撐能力和服務水平，并通過數字化技術推動“互聯網+醫療”發展，促進與大城市優質醫療設備與醫療專家的資源共享。
養老服務供給能力提升需要創新發展。城鎮化進程和農業經濟轉型導致黃河流域產生大量農村失地老人，養老民生保障壓力增大。通過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建立養老服務平臺，研發智能家居設備和健康監測系統，整合社區資源，使老年人的生活可以更安全、更便捷、更舒適。
促進黃河流域創新發展的總體思路與對策建議
推進黃河流域實現創新發展，必須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強化宏觀統籌、協同推進及深化改革，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部署黃河流域科技創新一體化發展戰略，以生態保護優先為前提，改變黃河流域生態脆弱現狀；以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為主線，強化科創中心、城市群及中心城市等重點區域的引領帶動作用；以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為抓手，統籌推動黃河流域科技創新走廊建設；以綠色低碳為目標，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以數字化轉型為手段，加大社會公共服務的優質高效供給，推動黃河流域形成以創新引領生態保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新格局。
加強生態保護領域科技創新合作
爭取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的支持。黃河流域水安全、生態系統修復與提升、環境污染防治等是長期、復雜且系統的工程，推動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設置更多黃河生態保護領域的重點專項，強化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對沿黃生態保護科技創新的引導。從上游生態保護及修復、中游水土保持及流失防治、下游濕地保護及水污染防治等方面，全面評估黃河流域上、中、下游的生態環境保護現狀，研判制約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共性科學問題，統籌組織全域及國內相關優勢科研力量聯合攻關。
建設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先行區。大力發展綠色和特色產業，加強黃河流域各省級行政區在水資源高效利用、生態治理、產業綠色化轉型等方面的協作，打造黃河流域綠色發展高地。
探索省級行政區聯合設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聯合攻關計劃”。水資源短缺矛盾和生態環境脆弱等突出問題是沿黃省區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共同難題，需要各省聯動以增加科技投入。聚焦3—5年可取得突破，且需要跨區域協同解決的科技需求，鼓勵沿黃創新主體聯合域內外優勢科研力量以“揭榜掛帥”“賽馬制”等組織方式開展基礎理論和關鍵技術攻關，為解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面臨的突出問題提供系統性科技支持。
推動科技賦能產業體系轉型升級
調整優化流域產業空間布局。綜合考慮黃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區的資源稟賦、環境承載能力、產業特色、區域功能定位等因素，遵循地區差異性、互補性發展宗旨，統籌協調沿黃地區重點產業布局，適度支持生態農業、生態養殖、生態旅游、生態制造等綠色生態產業發展。青海、甘肅、寧夏等黃河上游地區重點挖掘農業、畜牧業、文化旅游業等產業潛能，內蒙古、陜西、山西等黃河中游地區重點推動煤、石油、礦產、文化旅游業等產業轉型發展，河南、山東等黃河下游地區重點發展農業、能源化工、制造加工、運輸服務、海洋、文化旅游業等產業領域。此外，黃河中上游地區還可充分利用其豐富的風能和太陽能資源，有序推進水電、風電和光伏產業發展，以降低傳統火電等高污染、高能耗行業發展對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制約力。
加速黃河流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結合地域特點和資源稟賦，推動傳統產業振興升級，加快推動5G通信、人工智能、元宇宙、物聯網、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對沿黃地區傳統產業賦能，實現農業、制造業、文化等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推動能源產業綠色轉型發展，優化調整能源結構，推動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加快形成風光火多能互補的發展格局。
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揮黃河流域已有的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家產業創新中心、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等國家級創新平臺對重點產業領域技術創新的戰略引領作用，強化基礎共性技術供給，開展共性關鍵技術和工程化技術研究，推動新技術成果的應用示范、轉移轉化和產業化。發揮黃河流域中上游地區風力和光照資源豐富優勢，發展新能源產業，推動能源結構調整。以高端裝備制造、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為重點方向，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以綠色化、智能化為發展方向，加快培育未來能源、未來材料、未來信息、未來制造等未來產業，開辟新質生產力發展新賽道，為黃河流域產業高質量發展培育新動能。
推進科技賦能社會服務提質增效
推進教育高質量發展。針對黃河流域優質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問題，重點改善青海、寧夏等上游地區薄弱學校的辦學條件和辦學能力，加強流域內上、中、下游省級行政區及流域外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推動更多優質教育資源納入國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臺，以數字化技術推動沿黃地區優質教育服務資源均等化，為黃河流域教育水平相對滯后的地區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教育學習路徑與教育成長方式。
推進醫療高質量發展。發展數字健康，推動互聯網醫院和互聯網診療的規范化發展，拓展醫療培訓、醫療衛生、養老服務等優質公共資源的服務和共享范圍，建立高質量、低成本、多層次全方位的醫療服務體系，提升黃河流域醫療保障水平。
推進社會服務的數字化轉型。加快推進城鄉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提升原有基礎設施的供給能力和服務質量。系統布局5G通信、數據中心、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重點提升沿黃地區尤其是小樹屋中上游地區的網絡覆蓋率，加快縮小城鄉之間、流域上下游之間、東西部地區之間的硬件差距。鼓勵沿黃省級行政區在毗鄰地區打破行政限制，共建共享公共服務設施，推動優質社會服務資源的互聯互通。
強化重點區域科技創新能力提升
發揮龍頭省級行政區的引領帶動作用。加強山東、河南、陜西等科教資源和和創新基礎較好的省級行政區之間的創新合作，強化濟南、鄭州、西安、蘭州等省會城市的帶動作用，在黃河流域形成若干個高創新能級的中心城市，帶動區域科技創新一體化發展。
以城市群為載體打造創新都市圈。強化山東半島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等城市群的創新能力，提升城市群的經濟發展密度和質量，將城市群打造為聯結黃河流域的創新增長極，帶動黃河上中下游地區實現群體性發展。
強化國家級平臺的協同聯動。依托蘭州新區、西咸新區等發揮區域潛在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開展創新體制機制改革；依托西安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鄭洛新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推進自主創新和高技術產業發展方面開展先行先試、探索經驗，并對區域創新發展起到示范引領作用。
統籌推進全流域內科技體制改革
打造黃河流域科技創新走廊。加強頂層設計，謀劃建設黃河流域科創大走廊，在科研資金流動、大型科研儀器互聯互通、科研項目管理、人才團隊引培育等方面率先實現突破，加強創新資源的跨區域配置，促進區域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創新主體高效協同，推動黃河流域科技創新一體化發展。
建立沿黃省級行政區協同創新機制。在政府層面，建立黃河流域重大規劃和決策橫向通報會商制度。在中介組織層面上，建立黃河流域產業發展的服務支持體系，為跨地區的聯合發展提供金融、科技、管理等方面的服務。在產業層面，搭建中上游地區承接產業轉移平臺，培育特色產業基地，建立黃河流域產業發展及分工協作的協調機制，推動形成上、中、下游一體化布局。
（作者：陳凱華、段煒鈺，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藺潔、朱浪梅，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薛超凱，山東理工大學管理學院；路東柱、侯保榮，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